博客园_怪怪 | Nothing, Everything

由铁路订票系统联想到的

2012-01-10T05:14:00Z

作为一个互联网初哥这样级别飙升的流量，居然还能让大把的人定到票，可想而知：要么是所谓的高流量网站技术太简单；要么是铁道部信息技术中心太NB。真相到底是什么呢？我个人以为，两边都沾着那么一点。

中国铁路是世界上最复杂的铁路（很可能没有之一），其业务规则也是庞博繁复，如果你以为从书上抄几个加权的最短路径算法就能对付过去，那可是大错特错。比如一个装着某些货物X的车皮Y从A到B，中间的顶点和边都是什么、如何计费，那是由多种因素、甚至临时性突发情况决定的。这样的问题其实用屁股想也知道少不了。

另一方面对于铁路信息系统，若由我个人就自己私下的一些粗略了解给它一个评分，肯定不会是高分；因为它和我对这种系统应该如何设计实现的品味完全不相符合。不过我必须承认，如果如某些跳梁小丑所说，铁道部IT部门“不专业”，那么全国所有的专业IT企业，包括淘宝在内，就IT技术所处理的对象而言不过是小儿科了。

从这个角度看去，也许只有沃尔玛全球物流集团有资格B4铁道部。我想这个例子对我们真正做活儿的开发人员、工程师和程序员是值得细细品味的，尤其是那些自己的任务恰恰是和业务逻辑有关的同学们。如果单纯的把铁道部看作一个乡巴佬，我想最后真正被打脸的只能是那些为“如何构建某类系统”定下标准的国内外大仙。

说到12306肯定是不能让人满意，明显缺乏甚至一般站长都有的经验。但它毕竟还算是承受住了；即便这活儿明天就让那些急不可耐的丁书苗们飞速抢走，我们也可以自己估计下它在铁道部手里会不会因为技术原因始终无法改善甚或最后轰然倒塌。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大多数高流量网站技术大拿价值几何和成为熟手的速度/成本究竟是多少，在这里存在不存在什么不可或缺的关键技术？以前我们总在听着谁谁怎么怎么NB的传奇；现在一个大家都在骂的、不专业的、毫无经验的家伙在干了。结局究竟是事实证明做大的门槛很高、还是流量神话最终白菜化？让我们拭目以待。

我这篇算技术相关的文章吗？还是应该删掉？扯掉遮羞布直说了吧，我就是想轰大家都去研究点真正深入的计算机科学相关问题，别整天弄些不值钱的工程实践沾沾自喜。

就这个方向从管理到具体技术的任何领域，如果一辈子没机会接触真正复杂的系统、看着它成长并真正深入到它的改造中去，那就是所谓大牛其思考也未必比铁道部一个提起大牛会竖大拇指的小菜更有价值。反过来说，这个方向上水也很浅：任何有机会接触某一类系统的人，无论他是否遵从某一种方式方法，他最后总能成功。

回到上面的“品味”，像铁路系统这样的设计一个（甚至是可视化的）语言来定义规则集是我主观上的正途。（至于高流量网站，其本身没什么技术含量；结合业务本身特点做到成本最小化倒是个工程类的饭后甜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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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讨和一些对C的新看法

2011-11-17T14:05:00Z

我不应该在这个博客里说无关的事情，其实我真正的动机是保证发文章的频率。我对技术以外的事情，除了一些愚蠢的人类的欲望和心里反应还在，其实理智上是早已放弃的。

最近研发工作很不顺利，就越发关注不相干的事情；结果效率就越低。这真是太堕落了。随着年龄的变大，未来精力肯定会衰退，以我的目标而言，在这么耽误时间是绝对要不得的。

即便以这个博客本来可以对其他人的价值而言，我也太浪费了。没得说就不发文章就好了，何必去提那些根本不值得关心的事情。大家来和我交流也不是为了这些垃圾事情。

以后基本上只写我自己技术上的总结。我应该变成一个纯纯粹粹的技术人，最多再加上对技术修炼如何提升自身社会价值的思考。包括自身状态上，抛弃掉无用的东西，轻装上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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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个实践的小技巧是：几行代码的实现了一个利用C++ lambda的资源管理对象（省得写free/delete的同时，防止异常带来的资源泄漏），比老的方法又少了些繁文缛节；推荐。另一个感受是C/C++还是不够灵活，即便是只看纯C其语言本身的假设也太多。

从这个角度看，原来被灌输的“C不是高级语言”的看法就不那么成立了。它并不像想象中那样贴近机器/系统本身的模型，而只是自动化管理的机制和其它东西较少，多放了一些权罢了。内存分配的方式是一个例子。一个问题是选择限制为两个：函数签名中暴露外部不关心的细节以利用栈（说穿了是已经开好的并由运行时管理的一块内存），或者开在堆里给外部一个指针（抽象的说就是引用了）。

这表面上看起来是个取舍问题：提供机制越多越方便，同时承受代价。但深层次的看事情未必这么简单。我觉得这些语言自动化机制本身是不可定制的，这才是根源所在。比如上面他提到的资源管理的小技巧，它本身是一些语言提供特性的组合，这是一种可配置性；但更根本的，这些语言特性本身却是死的。这个有用加这个、那个有用加那个，一个机制中正面负面还都得照单全收，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呢？

元编程的概念还应该继续深化，并且如果提供元编程的特性，它应该至少在一些关键性的地方可以自我配置，且它的工作层面应该完全贴合在更底层的硬件/系统模型之上，更好的是只表达底层模型的知识和它们形成的限制与模式。编程应该变成纯粹的新知识表达、已有知识重复利用的过程而尽量减少其它限制。比如现有自动化机制给的，是“已有知识重复利用”；如果这个现有的不是最贴切的，应该可以让程序员自行安排并被其它人利用。

产生这些想法的根源在于，我个人工作中总是存在着选择上的摇摆。A也是鸡肋、B也是鸡肋；两个鸡肋中选择最好的一个，需要的各种考虑其量却是巨大的。相比让用户自己创造（虽然也要花费大量时间），这是完完全全的浪费。

说白了继承我原来的思路，不但面向对象一类的高层次方法论映射到语言具体设计中是毫无必要的、过程抽象的当前这种具体实现也是（当然函数式也跑不了）。这些软件构建方法的甜头归根结蒂在于提供各种模子，在不存在物理限制的领域这太落后了（都这样是reasonable的，但未必仍旧是合理的）。

其实现代软件开发的这种瓶颈，观察C++的话是再明显不过的。从语言设计的所谓“演进”、到STL库的各种设计，复杂性成快速增长；但这种增长却并未很好的切合用户需求。比如我曾考虑结合allocator定制和placement new解决std::vector安放在内存什么地方的问题，可是这个方案也太蹩脚了一些，也还存在种种限制。

真正的程序员（不考虑单纯用现有技术完成需求的开发人员）必须从这种种桎梏中解放出来，软件质量的提高才有指望。看看这些垃圾的软件吧，从操作系统到外壳到应用软件，本来一切都该更好的。更不要提那该死的火星探测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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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异地高考引发的又一次舆论攻势

2011-10-31T01:36:00Z

很简单。不是应该放弃户籍制度，而是应该让大学们搬走十之七八。这才是真正的教育资源的平等。不但大学应该搬走，政府部门也应该争取在未来20年搬走至少一半；这样企业也会跟着走人。

我个人认为“精英”们不会成功：物理条件目前还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比如我们不得不考虑沉降中的华北平原和大城市基本告罄的各种资源。假设他们成功了，无论是一大步还是一小步，中国社会离他们嘴里的平等就更远了一步；假设他们成功了，他们自己也就离理智更远了一步：因为这成功是掠夺来的、也必将被掠夺走。

若种种限入门槛真的因为某些群体营造的舆论压力而取消了，只能遗憾的说，这是一个短视的决策。而未来为了儿孙福而高举各种正义大旗试图去恢复户籍制度的必然又是现在正嚷嚷着的这些只顾自己的人；区别只是屁股的位置变了。

其实从合法性的角度来看（即便认为没有原住民），难道自己去大城市打拼的人其儿孙过的比留在老家的同辈的儿孙好，不是老移民的权利？大家都明白当年老爹去大城市服务的隐性合同里包含着儿子的福利；老爹死了、老了、没用了，于是合同作废？只有我们承认已有契约，我们才能在未来同样的保护自己的权益。

另外“分低倒上好学校”的说辞真TM恶心人，一副人家的孩子智商低、不学习的样子。难道承受了大城市的精神污染而不可能一天读12个小时书的孩子就活该被高考淘汰？你高考能考XXX，那你得还给那些不能考XXX的同学和你同样的环境；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文的、物理的还是精神的。

只因为他们的受害是隐性的，就不应该得到应有的照顾？当然现在这种补贴是一种不公平行为，因为既然只用课堂学习知识、考试作为衡量标准，那么除了补贴的太多，另一种可能性是补贴的根本不够！你从小就泡在大染缸里成长的么？你想过这对人的一生发展有多大影响么？

“既得利益者”的叫法也一样恶劣。某些人已经比大城市和农村同辈获得的多的太多，而他们却还在高声讨要；也许这个群体中一部分人还不好意思否认“得到是用减法求出的”这一基本常识，就玩起了挂羊头卖狗肉或者指东打西的勾当。

比如他们所谓“用事实说话”的一个现象，“大学里农家子弟越来越少”，其根本原因是大多数农民不重视教育；这些农民兄弟忙着挣哪怕一点小钱哪有兴趣出来说话？恰恰是一些人在眼前享受了农民工带来的城市进步之后，因为担心这些红利不能持久，之后又把手伸向无能的城里人。

优胜劣汰是他们的潜台词，可他们却忘记了真正公平的竞争从来不是兔子高喊取消乌龟先跑的特权；人家乌龟还没要求比游泳呢好吗。这正是后继乏力、对自己缺乏信心的表现：看哪些还可以直接拿来而不是接着用双手创造。

任何涉及分配的问题必须讲规矩：对于有限的物理资源比如公厕，从来都是先来后到排队。不能说你比你爹能干就非得马上翻身、比同辈掌握更多话语权就鹊巢鸠占；这是文明的倒退。反而就现状来讲大家都有得有失，没有根本性的不公平存在（只是这现状让包括外地人本地人在内所有人都特别不满意）。

我们不应该牺牲一批人去成全另外一批人。“人人生而平等”是指别人和我们具有一样的权利；而不是说因为我自觉的挨欺负了、或者我自认为胜人一筹，好位置就应该换我占了，别人不配活在这里可以滚蛋。普世价值难道就是狭隘评价标准得出的“强者”逻辑？

且长期看来谁属于优势群体也是在家族间轮转的，唯一的解决办法只有逐步分散社会资源而不是一部分人从另一部分人手里掠夺。如果本地衰退导致我孩子将来考不上大学在本地找不着工作，总体看是好事。其实特别不想说这个，公开说发表这种意见可能伤害感情甚至耽误前途，为此我忍了非常久。

可当前舆论简直就是赤裸裸的法西斯。跟同胞争夺生存空间的同时还想占据道德制高点？这也太贪了点。老规划不适应新形势的错误不应该由任何群体单独承担，这难道不是最基本的道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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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异地高考问题本身，如果我没理解错它指的是在北京读书回去考试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别说什么不得以，我的朋友和同学中就有父母纯赤贫在老家把孩子送进大学的。我个人倾向于认为，这些考生的父母已经在孩子的前途和自己的眼前的生活之间做出了再明确的不过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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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了乔布斯传

2011-10-29T09:08:00Z

不是我自己买的，因为用屁股想就知道基调已经定了，实在不想买。翻了100多页，其目的就是看看和我15年前看过的乔布斯传及20年来各种披露有何不同。看到现在让人踏实的是，连段子都没有什么新的。

作者树碑的方式并不是构造虚假的现实，比如Woz还是那个创造Apple的人，比如施乐还是第一个实际作出今天我们所见的这些电脑的人。作者的办法是在承认事实的基础上，尽量给主角涂脂抹粉、同时轻描淡写真正的功臣。

之所以说“踏实”，是因为这也是我事先想象的唯一可行的写作方式。不过其中吹捧还是超过了我的预计，方法也略显幼稚；换一个好莱坞文青写的话这本来是多好的题材啊！而现在却更像一部写给低素质领导人士的成功学指南。

Jobs对苹果当然是举足轻重的。但那些在事实上大概只局限于一个公司前途的人事物（还不是唯一的那一个），在这部传记里被拔高到了一个境界。什么境界呢？这个境界只有iPhone的宣传攻势及其造成的影响才可能比拟。

连100年前就存在的对于字体的安排设计，都成了没有Jobs电脑就不可能用上的东西；连卑劣的个性和不学无术造就的极端无知愚蠢，都成了在这一个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成功”者传记经常这样但这部尤其夸张。）

这本书出现最多的是“完美”二字，不得不让人怀疑这两个字到底还能有多廉价。就我原来提出的观点，Jobs的产品之所以是那样，不如说是其贫乏的想象能力而只能弄成那样，而这正好对了同样缺乏想象能力的底层民众的胃口。

Jobs对电子消费行业有没有影响？公平的说，很大。我向来看不上那些官僚把持的公司再三拖延应有的升级速度。拿电容屏来说，这难道是什么新鲜玩意么？如果没有Jobs这样的搅局者，恐怕他们还舍不得多掏那几美元的成本。

另外就是官僚对科学家和工程师能做出的贡献的忽视和轻蔑，总觉得世界就是资本主导的、节奏都是他们控制得住的。Jobs本质上也是这么块料，但是Jobs相对不会错过好的想法，被他抢走也许反而意味着理想有实现的一天。

但这部传记，终将变成一部笑话。不是作者和主角的笑话，就是我们整个时代大多数人的笑话。未来一个不沉浸在某种气氛中的读者，仅通过这本书中涉及的部分事实就能闻到一股味道，好比书中年轻的Jobs身上总是弥漫的味道。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正是作者要达到的效果？

一个有趣的阅读经验是，是Woz知道被Jobs坑了以后的反应。仅仅是对不同的人、包括Woz本人的采访，这个故事就活了：至少我心里立即产生了一种被最亲密的战友玩弄（还不是背叛）的那种委屈和酸楚。可惜这种内容不多。

多余的话不想多说，细腻的人自然会明白我提出上面反问时的脑子里转的什么念头。

虽然说了这么多坏话，但部书也许仍值得大家去看一看：也许你我不是Jobs的教众；那么不为别的，就为趁机知道一些真正的背后英雄的名字。毕竟相比混M$的Cutler、Anders等人，混Apple的他们太缺乏曝光机会了。

新书拿到手不错，有点厚重感、装帧也没什么毛病；印刷也过得去。只是翻过的页立马显得很旧，就好比Apple的产品禁不住深挖掘一样；虽然显然这和Apple无关。可书的质量和Apple的成功却和我们的时代息息相关。

把遗照印在封面上，是个非常不错的策划。这幅照片拍的极有水平，好像那个人盯着你；以至于发负面文章会觉得不舒服。虽然有人说不吉利，我还是把它放旁边供着了：以提醒自己去努力证明充实的人生无需成为他那样的人。

说个真正我感兴趣的：书里提到Alan Kay曾经说过，“严肃认真对待软件的人，应该制造自己专属的硬件。”对这句话我深表赞同，可惜Apple、Jobs和此书的作者完全不了解Alan Kay想的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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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啊媒体

2011-10-06T12:20:00Z

怎么一个伟大的电子消费品大师就成了推动IT界发展的创新源泉了？

IT界每一个真正的进步一直都是踏踏实实的工程师文化推动的；其它类型的人物就是再伟大，最多起一个对任何行业都无差别的服务性质的作用。

媒体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东西，恐怕没有之一；不过它所创造的氛围却总是好坏参半。比如IT界的工作者、学习者很容易被引导到错误的方向。

媒体行业的性质决定了从业者对任何一个其它行业来说都是外行。这可以理解，但我总觉得非常好笑：越把他们耍得团团转、在他们眼里就越杰出。

不过说实话我也很可笑：这种事情与我何干，就不顺眼了发牢骚，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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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让橄榄枝从我的手中落下

2011-09-25T21:08:00Z

《教父》里老头子：“我伸出了友谊之手，但你却往上面吐吐沫”。可人家老头子有实力，而标题这句话的背后的人民...

弱势民族苦难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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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一些想法和总结

2011-09-14T09:45:00Z

最终放弃了做一个python版的简易数据库，而是最终转向了C++实现；没有指针计算做这种事情简直就是隔靴搔痒。当然，两个星期是不可能了，两个月都快有了吧。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一些想法。

首先是关于C和C++的选择，最终是主要用C，局部实现中偶尔用一些C++。这有两方面考虑：首先从外部来讲，C的接口是最通用的二进制接口；其次从内部来讲，这一块实际上没什么和方法论相关的东西，指针和数据布局同时既是最大的抽象，也是最具体的细节。事实上也很难发现mongo的代码因为用了对象而比任何其它类似项目的代码漂亮。

这个和mongo作者们的选择形成了一定的反差。就我估计他们作出采用C++的决定恐怕只是“顺理成章”，而没有更多的考虑。对于我来说，我的想法是做一组地层操作数据的库（目标和他们不同），那么就要尽量排除任何语言特性带来的特殊性才合适。由于C++的特性一旦使用很容易四处扩散，所以能够局部使用C++的地方就变得比较有限。（当然Template（不算STL）仍毫不例外的派上了用场，只是目前比较轻量更像宏的替代品）

但这个过程中，有一些是跟洗澡水一块倒掉的婴儿。比如借助析构函数进行资源管理，这是C++的一个可以说最大的特点和优点，因为我对“采用什么”过于谨慎，并未采用，而是goto配合集中式的资源释放代码来做的最传统的做法（在linux代码里可以经常看见）。但这种做法仍然没有C++的自动化析构来的好，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婴儿，就是异常。

若我不能保证不产生异常（这一点并不容易）、或者不能保证处理了全部的异常情况，资源释放代码就不能保证一定得到执行。另一个地方就是，把自己的错误处理与标准C错误的处理结合起来是不那么“无缝”的；而返回错误码的形式，无论怎么做，也没异常来的痛快和方便。C++式的异常管理中属于糖的部分尝起来很甜，而甜的发苦的场景却相对较少。

不过，由于这是算法密集型应用，关键部分的代码并不算很长，等到算法完整实现了，再在这两方面（资源管理、异常处理）做一下升级，换成C++的方式估计也不困难。关键是不能等以后再升级，不及时换成更可靠的方式的话，算法的逻辑一旦忘光了，将来再回头弄，时间成本一定非常高。

另一个选择我却轻率的使用了mongo的决策：即使用mmap去操作文件；这真是楞头和菜鸟才会选择的方案。mmap本身虽然和操作系统的资源管理结合比较好，但这个方案却存在巨大的缺陷（不论mmap本身的限制）。因为数据持久中间件中一个很主要的逻辑就是何时、何地、如何与硬盘打交道；这一块被隔开了，产品最初比较简化的版本虽然更好做了，但进一步拓展功能、引入更复杂的逻辑时，即便不说面临无法逾越障碍，也会使得能选择方案变少。

如果说数据库这类东西有什么业务逻辑的话，那么这等于是因为最小的技术选型影响了业务本身。这就好比“网上商城因为选择了Java而不得不改变送货形式”一样荒谬可笑，但由于mmap不提供细粒度接口，确实可能产生这样的影响。这一块最后肯定要改，时机应该是引入更复杂的“业务”如日志等功能之前。再那之前换成自己的映射管理层都不会有很大的工作量（刨除管理层本身工作量）。

预期的形式应该是部分借用mmap优点作为辅助工具，真正用于持久化的操作由自己的管理层完成。mmap还能用到的一些特性，比如共享内存、临时数据存放，还有特殊功能的实现等等，都可以采用；但也仅限于此。开始采用mmap的时候，并不是因为盲目相信mongo的选择，而是因为个人认为大不了自己实现一个类似mmap的驱动，有相同的接口，但有更多的其它控制方式。但这个方案面临的风险并未进行评估：会不会连锁反应把更多的逻辑带入内核层？

最后是一些题外话。C++ 0x引入lambda真TM可以说是鸡肋。关键是只有stateless的lambda才可以被（像函数指针那样）来回传递使用（而且VC2010还不支持这个）。这说实话是没法子的事情。因为缺乏自动化的内存管理，C++的运行时没法决定何时释放占用的资源。如果说一个lamda引用的全部资源可以通过delete lambda1来释放，那么两个lambda同时引用的资源至少需要一个引用计数了，或者极其复杂的用户自己控制的管理办法。

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引入lambda虽然不能下结论说一个草率的决定，但并非一个合适的机会。0x的草案里本来有可选的内存管理选项，最后被大大的简化了。将来这一块完备了，真正可用的lambda、作为能够安全的携带闭包的糖，才能变得甜起来。可是考虑到C++委员会要考虑的那么多事情，这恐怕又得等10年以后了哎哎。想到这个真有做个GCC扩展的冲动，不过，别再给自己添事了，唉。

回头说到实现自己的数据底层，这个事情本身到不缺乏理由。最明显的理由是Mongo的算法实在太一般，依赖于这样一个“优秀”开源产品实在是心有不甘。虽然自己实现也不能一步到位，最初在功能性上肯定还不如人家的、性能上也未必超得过，但未来升级扩展的可能性却完全独立的掌握在自己手里。嗯正好这块还有些不一般、别人也没实现的东西，否则真不如用人家的算了。

另外一方面，如上面提到，我的目标是一个灵活的、可以以低成本重新组装其中元素的的一个库，而不是一个盒装产品。试图去覆盖从嵌入式到云计算的各种需求对于单一产品而言显然是不合适的，但是对于其中功能拆的比较分散的库就完全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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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绍光：历史的逻辑与知识分子命运的变迁

2011-09-12T18:15:00Z

王绍光，现为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英文学术刊物《The China Review》主编，1990年－2000年执教于美国耶鲁大学政治系。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对于五七年反右，有很多种不同的理解：有的学者认为，毛.泽东搞的是“阳谋”，先“引蛇出洞”，后“聚而歼之”，反右早在计划之中；有些学者又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原先只是整风，后来情势发生逆转，才演变为反右的——我想知道，您对五七年反右持什么样的看法。

王绍光（以下简称“王”）：“阳谋”是毛.泽东后来自己讲的，但是开始就是要“整风”。我一般讲毛.泽东跟别的领导人不一样，他老想改革自己一手创立的制度，1949年之后他有三次大的社会实践，第一次是“百花齐放”，第二次是“大跃进”，第三次是“文革”。“百花齐放”是他的一个试验，他已经意识到中国新建立的，尽管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里面还是有一些矛盾的地方。虽然干部大量是工农苦出身的，以前跟民众结合得也比较密切，但是有好多事实证明这时候仍有脱离群众的危险性，还存在一系列的问题，所以他要“大鸣大放”，要“百花齐放”，要搞社会民主。

《南》：要理解五七年反右以及先后发生的一连串社会运动，恐怕需要返回到原来的历史语境中去。否则，我想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包括许多学者，都会有一个印象，认为那个时代发生的事情怎么如此荒诞不经，不可想象……

王：当然有一个历史背景。1949年以后，共产.党的干部绝大部分是工农干部，没有受过什么教育，这都有统计，从基层干部一直到省市级干部，绝大部分都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受过也是小学、中学的教育，大量的一点教育都没有受，这样的一批干部，搞经济文化建设热情多知识少。在这样的情况下，共产.党要建立一个现代国家又要运用人，所以它把旧政权大量的人留用了——现在都讲乱了，比如土改之后有地主有富农，但是当时土改法规定得很清楚，这些人几年以后要摘帽子，地主、富农是标明这些人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在运动中是一个标签，但是当时预计过五六年这些就取消了，其实在1955、1956年很多地方已经给地主、富农把帽子去掉了。城市里面更复杂一些，因为农村比较简单，农民受一点点教育也可以管农村的一些事情。城市是现代化的产业，更复杂了，怎么解决干部问题呢？就把资本家、国民党政府人员留用，我这儿有一张图表，你可以看一眼，它显示武汉市上层资产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商业资产阶级，在各个职位上留用是非常大的。文化、教育等方面就更是旧政权时代的大量旧知识分子了。

《南》：国民党政府官员当时也留用了不少吧。

王绍光：大量国民党时期的政府官员都留用到新的政权里，包括警察都大量留用。所以，1949年之后就出现了两种精英，一种是跟着共产.党打天下的以工农干部为主的新精英，一部分是旧精英，就是过去的资本家和过去的知识分子——当时大学里面或者高中里面，学生绝大部分不是出身普通工农家庭，绝大部分出自“地、富、反、坏”（那时候还没有“右派”）。直到文革开始之前，绝大部分地方都是这种状况，所以老精英还占据着有利的社会地位，甚至一大批官职。

虽然56年、57年有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了，但是这些资本家的位置还是保留了，他除了拿5％的利息，不管你亏损还是不亏损，共产.党把你的财产拿来估一个总量，每年按5％给利息，当时讲给十年，后来延长到十二年。这些人基本保留以前在公司的地位，保留原工资，他们的工资一般都比共产.党的干部要高，这是当时的状况，56、57年的状况。

《南》：当时也办了工农速成中学等等，抓紧培养工农革命干部，但是技术精英和文化精英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培养出来，要搞建设就必须留用老精英。所以，那时候老精英中间流传一些话语，比如说“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领导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可见是有怨言的。

王：56年大鸣大放、百花齐放有那个背景。但是，毛.泽东让百花齐放的时候，万万没有想到，放出来的言论是那样的言论。那个言论就是说“轮流坐桩”。今天很多人讲轮流坐桩，民主有什么不行？但是当时共产.党刚刚打下天下，有一批人出来讲要轮流坐桩，情况就很不一样了。我关于自己有关“文革”的书里引了一段后来被打成右派的人说的话，他说“至少10％到30％的党员应该开除党籍。所有工农出身的老干部都应当送去休息，年轻的新党员应当都送去学习”。

今天的人讲反右，好像是突如其来，没有道理地给50多万人戴上右派帽子。你如果去看看57年的报纸放出来的言论，特别是把你放到工农干部的位置上，你就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工农刚刚夺了权，刚刚翻身，你让他们去休息，你们再回来，这就是工农干部理解的“轮流坐桩”。

最近出了一本美国人李敦白写的回忆录，他解放前就去了延安，57年在广播事业局工作。他写了自己当时的观感：“当这些知识分子—学生、公务员、作家、编剧、教授、以及诗人等等群起抗议时，其他人却缩在一旁观看。对大多数的北京市民来说，这些批评党的人并不是争取学术自由的英雄。相反，大部分人认为这些人是自私自利、不知感恩的城市书呆子，要求民主只是一种策略，目的是为了夺取党的领导权，这对他们来说极为重要。郊区农民认为，如果这些知识分子掌了权，他们就会失去土地；工人也担心失去他们刚刚争取到的一天八小时工作制和提升的工资。”他还提到有教授在报上发表言论后，“就必须被公安保护，以免愤怒的工人冲到他家进行攻击。在广播事业局，印刷工人也拒绝为某些在节目中陈述个人观点的学者印刷讲稿。‘我们工人在解放后才开始被当人看，’他们说，‘我们不会去印刷这些攻击党的稿子。’” 李敦白的岳母是为普通劳动妇女，她干脆把知识分子的言论称之为“都是放屁”。（见《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第139-141页）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反击”以前。所以当时群众和工农干部里面的压力，要求反击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并不是毛.泽东突然一拍脑瓜说我要反右了。从底层到上层，层层送简报，促使他做了这个决定。

实际上，57年是一个转折点，地富的帽子不摘了，因为这时才突然发现这些人还是靠不住的，他们还是想变天，还想回到过去的旧秩序，还想把工农干部都赶下来，这是当时的历史背景。

《南》：你是说，抛开谁对谁错不谈，事实上是老精英想把新精英赶掉，新精英想办法反击，就出现了这场反右运动。

王：马克斯.韦伯有一个理论叫“社会排斥”，就是说，我这个社会集团排斥你这个社会集团，它都有一个“排斥标准”。老精英集团排斥新精英集团，就是革命干部的集团，他说你们没有知识，没有掌管国家的本事，我们有，所以应该你们下去休息、学习，让我们掌权。但是革命的新精英这时候也要排斥了，他就想出了一个办法，你讲本事、讲知识，目前他确实还没有，但是他有革命的本钱，他工农的出身是本钱，以后之所以强调“成分”，就是这样来的。

57年以前上大学、上高中的绝大部分就是老精英的子弟，因为工农子弟没有机会上，连上小学都没有机会（哪怕你49年刚刚开始上小学，到56、57年，你才小学毕业，所以高中、大学都轮不到工农子弟上），所以工农干部只好讲“成分”。本来“成分”仅仅是在土改时用了一下，马上就会取下，土改法里都有，但是57年以后之所以把它固化了，到文革特别重视，跟这个是有很大关系。

《南》：实际上，你认为存在两种社会精英的社会排斥的策略，老精英的策略是强调我有知识，新精英的策略是强调我的政治背景，我的阶级背景、我的阶级出身。您对于反右的这种理解，跟现在主流讲的（毛.泽东）搞一个阴谋去打知识分子的理解很不一样。

王：打击知识分子不符合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它建立现代国家要用这些人啊，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中国当时没有多少知识分子。在1956年，整个中国只有42000位大学教师、31000位工程师以及63600位技术员。在六亿五千万的总人口里，按照中国标准只有三百八十四万人可以被定义为知识分子。我们现在理解的知识分子是上大学、研究生；当时上过高中就往往被看成“知识分子”了，我小时候在父母的单位，没有一个人上过大学，其中有一个上过高中的人就叫知识分子。就那个知识分子阶层，也绝大部分不是工农兵出身，绝大部分出身于以前的特权阶级，如资本家、地主、富农等。

百花齐放的时候，说让工农干部去休息、去学习、开除党籍，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是一堆人这么说。我20年前曾花了很长时间查看1949-1966年的各类报刊，看到57年“百花齐放”时出现的言论感到很震撼，假如把我放到工农干部的位置上，我也会有强烈的反应，我想会的。

《南》：我刚刚看了一篇关于五七年反右的文章，作者认为，当时除了罗隆基这几个大右派言论有点过激之外，其余也就储安平讲了一个“党天下”，绝大多数言论都没有越界。

王：你可以看一下各地的报纸。我是集中看武汉的报纸，武汉的《长江日报》、《湖北日报》当时放出来言论的，包括一些国民党的留用人员，都是没有什么名气的，他们倒不是说要民主，他们就说工农干部没有知识，说他们治不了现在的国家，这是言论的核心所在。

我认为反右并不是一个阴谋的结果，不是因为对知识分子歧视，才把55万人打成右派，不是这么简单。毛.泽东本身就是个知识分子，共产.党搞社会主义建设本身要用大量的知识分子，本身就在抓紧进行普及教育，为什么要对知识分子歧视呢？如果事情这么简单，为什么反右是发生在57年，不是发生在这之前，也不是发生在这之后，再过15年，老精英想嚷嚷也不行了，因为有大量的工农干部已经受过正规教育。用两种社会精英的社会排斥的策略去解释，这是我看原始材料得到的感觉，我不去管历史决议怎么讲，我不管现在的故事怎么说，我是看原始的材料，从49年一直看到66年前后，花了很长时间，不过这已经是20年前的事情了。

当然，会不会有领导人借机报复，是一定有的；会不会有人下指标抓右派，也是一定会有的，但那不是主流。

《南》：后来确实发生了下指标抓右派的事情。

王：对，有。到文革初期的时候又出现过一次，你可以看到毛.泽东在文革里面的反应，他并不喜欢这一套。自62年后，他一直强调的是要整党。毛.泽东之所以要整党，是因为他发现了自建国后，特别是大跃进运动中、大跃进之后、社会主义教育中，党的干部队伍中暴露出的好多问题，包括官僚主义作风、瞎指挥、压制群众、先是极左又是极右等等，这从他对“河南信阳事件”的批示和对“陈正人社教蹲点情况报告”的批示可以得到印证。毛.泽东从66年初就准备搞文革，头50天，他批评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头50天一些高层和地方领导的做法跟反右是一模一样，就是下指标，我们要打多少右派，让他们放出来。他们已经经过一个57年，这一次到是真的要有意引蛇出洞了。但是毛.泽东说，这是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群众，于是用大鸣大放这个东西压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才有了要造反——把这两个连起来理解，你可以知道他真实的动机不在那个地方。有国外的专家，就是写《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的麦克法夸尔，他讲毛.泽东反右很大程度上受党内强大的压力迫使他转向，从大鸣大放到反右，因为党内有强大的压力。

我也看了大量的文件，57年以前讲落实政策，依赖知识分子，周恩来56年在一个知识分子的会上讲话，都讲要团结知识分子，但是57年以后说这些人不可靠，所以转折是这样转过来的，对政策的影响也比较大。56年周恩来为什么讲要团结知识分子呢？本身就说明一个问题。

《南》：有学者认为，57年5、6月间发生的北大的学潮，还有一些地方发生的工人罢工和群众事件直接促使整风运动转向反右运动。

王：确实如此，如56年底至57年春，上海有一些的工潮，武汉也在57年6月份发生了所谓“汉阳中学事件”，但这是整风的背景，而不是反右的背景。

《南》：回望那段历史，从解放后直到反右运动，你会发现各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在政权里面确实起到很强的参政议政的作用。即便是在反右即将发生前夕的5月下旬，毛.泽东与他的秘书林克谈到对肃反中一些案件进行复查的程序问题时还说：今后党组讨论时可以先不定死，议一下交给非党人士议，然后根据他们的讨论，党组再详细讨论定案后，再交行政会议正式通过……

王：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绝大部分是民主党派人士。从章怡和写的《往事不能如烟》，你也可以看到当时共产.党对民主党派人士的待遇非常好。

《南》：可是，不论反右运动发生的历史背景如何，但几十万民主党派人士和知识分子经过“引蛇出洞”，后来又被扣上右派的帽子，是不是在客观上造成了此后知识分子讳言政治、讳言国事的情形？

王：这个说法有点问题。首先，当时称得上“知识分子”真的是凤毛麟角，占人口很小、很小的比例。按那时的标准，今天中国城市里大多数人都可以称得上是“知识分子”了。其次，为什么只关心知识分子的参政议政，而不关心普通工农大众参政议政？放到历史的时段里面来看，普通的民众能够在政治中间发挥作用，49年以后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我是说对普通的民众而言。比如，54年宪法赋予公民选举权，那时候的人真的是欢天喜地，选国家主席，那是一件非常大、非常大的事情。

当时知识分子参政是因为共产.党需要他们的知识和智力来参与国家的建设，如果从这个方面看，我觉得今天的参政议政，比那个时候更广泛。再说当时的反右主要是针对旧知识分子的，在这前后，共产.党加紧了对自己知识分子的配养，大量的工农知识分子参入政治和国事。

《南》：为什么说今天知识分子的参政议政更广泛呢？我觉得现在民主党派，甚至包括人大、政协起到的参政议政的作用都非常有限。

王：尽管现在还是受到很多限制，但从知识分子的角度讲，他们今天参政的广度和深度，我觉得是从来没有过的，工农反倒少了。

我们暂且抛开民主党派究竟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不谈，不把它当成特殊的政治势力，而是从整个知识分子在影响社会舆论、影响社会的议程设定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他们起到的作用不是太小，而是太大。我们知道，在政策的走向上，领导人还是直接或者间接地听取知识分子的意见，比如经济政策，具体说人民币应不应该浮动，外资应不应该进来这些问题，大量都是知识分子在起作用。只是现在有太多的管道，已经分不清是影响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总之，大量的经济政策实际都是知识分子制定的，而这些知识分子以前大部分是党外人士，现在大部分在党内，已经成为共产.党的一部分——不管它同意共产.党、不同意共产.党甚至反对共产.党，都是在党内。所以情况跟解放初大不一样。当时的共产.党里面知识分子太少太少，绝大多数共产.党干部是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民主党派的作用就显得非常突出。当时民主党派人士是有知识的，共产.党干部是没有知识的，但是今天情况已经发生变化了，真正的精英都在共产.党内，而不是在民主党内。

这两个时代不太一样，所以仅仅看民主党派大概不是好的比较。

《南》：你说的没错，的确是这样。

王绍光：如果说，因为五七年反右造成了今天知识分子远离政治，就是用逻辑代表历史，但是这个逻辑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事实证明文革中和现在，知识分子更多地参入了政治。在文革期间，有很多右派出来翻案，也当了造反派，得势的时候甚至去迫害当时把他们打成右派的人，比如有一个很有名的右派诗人叫XX，在文革中是很有名的造反派，写了一些歌颂和鼓动武斗的诗歌。现在的右派都是讲在文革中自己受了多少迫害，但在文革中，他们有些人也是造反派，迫害别人的时候一点也不比别人不疯狂，可能更疯狂。所以人在说话这方面是不会学到教训的，右派虽然在57年吓了一下，但是以后一逮到机会，还是要说话的，今天更是会说话的，哪有不说话的？往往是那些说话最多的人说我们不敢说话，是不是？所以我觉得不是这样的，现在这些知识分子有哪些话还没有说？只是说推翻共产.党这句话还没有人在正式场合说。讲宪政，讲资本主义，讲私有财产，所有的政策应该怎样怎样，不应该怎样怎样，哪句话没说？都说了。西山会议，不是当着共产.党的官员说的吗？所以都是敢说的，哪有什么胆小的？

《南》：从建国初到现在，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参与政治、影响国事的传统延续了下来，但是这半个多世纪，中国的国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先的核心任务是巩固政权，后来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以知识分子参议国事的管道或者形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您曾经做过这方面的研究，能不能就这个转变谈一谈。

王绍光：的确，从知识分子参政、议政形式的变化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政治制度的深刻变迁。比如说，接近权力核心的政府智囊们，他们总是通过各种渠道向决策者提出建议，希望自己的建议能被列入决策议程。在毛.泽东时代，大部分重要决策都是由毛.泽东、周恩来等一批最高领袖们亲自决定的，但内参也是有一定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后，内参发挥的作用大了，主要原因在于，中国面临的历史任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果说毛.泽东时代首先要解决的是自立的问题的话，那么改革开放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使中国自强。发展现代经济涉及广泛的领域，其复杂性超越了任何个人的能力，这就要求对决策辅助机制加以改造。过去那种依靠个别智囊的体制已经很难适应现代决策需要，必须用决策咨询群体来取代。正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了决策科学化的口号，并且着手建立和健全思想库体系。

最早出现的思想库可能是1980年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它的成员是一批具备“通天”关系的高干子弟和知识分子子弟（注：不知是否是右派知识分子子弟）。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社科院的支持下，该组织成员四处搞调研，并把报告直接送到中央领导人办公桌上，为1981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准备了第一手材料。之后，他们又参与了中央关于农村改革的几个“一号文件” 的制定。后来，发展组成员分别进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简称体改所）等研究机构。随着改革向城市和工业方向推进，体改所的作用日益凸显，成为八十年代中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库。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89年。在此前后，另外一些智囊机构也应运而生，包括国务院内设立的若干个研究中心（后来整合成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信国际研究所等。

九十年代以后，随着经济活动越来越复杂，研究领域的专业分工也越来越精细。因此，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各部委办、各重点高校属下的研究机构开始越来越积极地卷入了政策研究和咨询工作。即使在以前被视为非常敏感的外交领域、两岸关系领域，近年来也出现了几十个大大小小的思想库。此外，高级知识分子聚集的各民主党派也频繁利用“直通车”的便利向政府高层建言、反映社情民意。同时，中央领导人还从各领域特选了一小批所谓“中央直管专家”，作为最高决策的咨询对象。这些与中央保持直接联系的智囊对中央决策的影响当然是很大的。

这些思想库一般都会出版诸如“简报”、“参阅”之类的内部报告。这些发行量很小的内参，往往可以直达“天庭”。最高领导人则几乎每天都会圈阅、批示、转发一些报告。在正规的渠道之外，部分研究人员还凭借自己的学术声望和人脉关系通过非正常程序向最高当局进谏。

《南》：近些年，随着一批市场化媒体的出现，以及互联网的兴起，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舆论导向的作用，这恐怕也使得知识分子和民间影响决策的管道渠道发生了转变。总之，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王绍光：知识分子很大的作用是影响公共舆论，通过影响公共舆论影响公共政策。参与的渠道是什么，有时候说不清楚，但是你看这几年公共政策的变化，溯源的话，基本都是舆论先行。比如农民工问题、三农问题、户籍制度问题、医疗改革问题、教育改革问题，都是先在互联网上炒，然后进入平面媒体，甚至进了电视这样的媒体，然后变成了公共议题，再变成了政策议题，最后变成公共决策。

尽管早在1980年代中期，中央领导人在提出决策科学化的同时，也提出了所谓的决策民主化，但是其与不争论是并行的。直到1990年代后期以来，带民主色彩的“外压模式”才越来越常见。所谓“外压模式”，是指议程的提出者更注重诉诸舆论、争取民意支持，目的是对决策者形成足够的压力，迫使他们改变旧议程、接受新议程。

当然，形成压力的真正根源，是中国在过去二十多年不息一切代价追求高增长率所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到1990年代末，有些问题已变得令人触目惊心，包括环境危机、贫富悬殊（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居民收入差距）、缺乏经济与社会安全（大规模下岗失业、就学难、就医难、各类事故频发）等。

《南》：总体来讲，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的情形是有所改善的。

王：精英谈的参与都是高层次的参与，都是所谓的政治参与，都是要参加选举的参与。但是，跟工人农民和普通民众关系最密切的，是他们在企业里面、在工作里面、在社会生活里面，以及他们的命运、他们的待遇这些问题。在这些问题上，精英却很少参与。并且，工人农民和普通民众自己能不能参与呢？以前有一点参与的权利，现在却消失了，完全被工具化了。

所以，在参与方面，我觉得知识分子总体是改善了，但是工人农民不一定是改善了，而是恶化了。

《南》：您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和政府保持一种什么关系比较恰当？

王绍光：知识分子没有任何特权，你可以说话，政府可以听也可以不听；既然知识分子没有什么特权，他们除了要呼吁自己参与以外，也要关心普通的民众的参与。我看有些所谓“知识分子”太看重自己，把其他东西忽略掉了，而且很大程度上工农的权利被剥夺是某些知识分子忽悠出来的。

比方说产权，一旦产权定了，资本家就可以决定这个工厂的事情怎么办，但是另一种理论讲人权比产权重要。哪怕政治上的领导者是选出来的，但是资本家不是选出来的，资本家做的决定会影响一个企业几百人、几千人的命运，把一个人开除可以影响一家人的生计。资本家的决策权为什么不应该受到工人参与的制约，这是毫无道理的。一些知识分子把产权说成天经地义的事情，参与经济和社会决策过程的人权反到不是天经地义的了。

我们讲经济民主，就是说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可以在跟他们利益相关的地方有发言权、有参与权，一个企业不光是老板有权利决定，普通的工人也是利益相关者，甚至工厂周围居住的居民也是利益相关者，比如排污，你可能影响到工厂周围的居民，或者你在上游排污，下游的企业也是你的利益相关者，所以利益相关者远远超过几个投资者。而我们的产权理论就是讲我们的企业是老板的，他做任何决策都是理所应当的，有些经济学家就来证明为什么应该是这个样子，这完全是为了剥削辩护。所以，我觉得有些读过几天书的知识分子太把自己当回事。虽然我自己受了几年教育，但是我十分瞧不起这类“知识分子”。

《南》：跟国外的情况比起来，中国知识分子对政府决策的影响的确很大。

王绍光：太大了，不成比例。你看政协是精英俱乐部，政协里面几乎没有地地道道的农民了，人大里面工人、农民也越来越少。这些我们也计算过，到80年代初，人大里面还有50％以上是工人、农民，现在完全不是，现在大概20％左右。他们占人口的比重可不是20％，知识分子、干部在那里面占的比重就太大了。

《南》：你怎么看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问题？

王绍光：我现在不太关心知识分子的命运，我比较关心工人农民的命运。相对而言，知识分子的命运已经很好的，跟中国其它阶层比起来，他们是最好的了。比如，80年代末有一句话讲：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即使在这句话最盛行的时候，工人的工资也从来没有跟知识分子能比的时候。由于这句话，他们能影响或者忽悠决策者，他们命运的改变、福利提高的速度也快得多——我跟胡鞍钢做过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们把不同的人群划分为不同的社会集团，看他们在人大和政协里面的比重，以及比重变化的速度；另一方面我们再看不同社会集团工资待遇提高的幅度，有趣的是这两者是相关的。其中知识分子变化最明显，他们在人大政协里面所占比重提得越高，他们待遇提高的速度就越快。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老是会问知识分子命运的问题？关心工农大众的命运更重要。

《南》：改革开放以后，尤其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知识分子圈子化、利益集团化的趋势确实很明显。我想，这个也不用多说。最近一、两年媒体上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也逐渐明晰起来，对于主流经济学家的质疑就是很好的例子。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王：我觉得现代史已经被歪曲掉了。在局外人看来，中国政治里面充满了荒唐、充满了疯狂——这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历史的事实，但是知识分子为了他们的利益叙述历史，就不得不把这些历史展示成那样的方式。如果用那种方式展示，历史就变得非常疯狂，没有道理的疯狂。但是当你真正挖掘史料的时候，发现历史不是那样，它有自己的逻辑，这个逻辑已经不是谁对谁不对的问题，而是说，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有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竞争，矛盾就用那种方式展现出来了，它们是有内在逻辑的，如果掌握了这个逻辑你可以一直追溯到土改，有很多事情就说得清楚，但是你没有这个逻辑一切都说不清楚。

今天，我们看到大量的历史被颠倒、被歪曲、被简化、被后人的叙述方式重新解读，但这个历史已不是原来的历史了。57年是如此，土改是如此，大跃进是如此，文革是如此，几乎都是如此。刚解放时，为了树立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的历史观，有句口号叫“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现在似乎有重提的必要。

《南》：您认为现在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决策的影响不是太小，而是太大。不过，就个人影响政策而言，我想很少有知识分子像您一样能够发挥这样大的作用，比如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两税制改革，以及医疗改革等等。您做研究的时候，有没有预想要影响政策？

王：我没有。我关于税制的研究是在美国耶鲁大学做的，在美国发表了，胡鞍钢当时到耶鲁大学做访问学者，他说你这几样东西很适合中国用，我们就弄了《中国国家能力报告》。

税制改革这个事情，其实财政系统内部的人早就有人在提。《报告》之所以让领导人觉得很重要，是因为跟他们的经验吻合了——税制再不改，中央掌管全国经济的能力都没有了。后来我写了另外一篇文章，《美国进步时代的启示》，发表在《读书》上的，我没有想去影响任何人，但是有领导人看到了，拿到全国财政会议上讲。只能说，这项研究正好适合了那个时代的需求，并不能说明这个人有多聪明或者有内部关系，一点都没有。

只有关于“军队不许经商”这个报告是我们当时不得已才写的内部报告，因为国内没有媒体给你发这种文章，话题太敏感了，只能对内部发。1998年，江.泽民做军委主席的时候，才正式宣布军队与商业脱钩。我们不敢说这项政策的颁布跟我们的研究有任何关系，但是我们确实在93、94年给有关方面看过有关军队应该“吃皇粮”的报告，他们都赞同我们的意见，因为当时财政拨款只管六成军费，其余四成由军方自行筹集。

《南》：会不会有人因此质疑你们跟政府关系太过密切，怀疑你们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性。

王绍光：我从来没有为政府说话。我也觉得，独立性本身并没有任何的道德优势，如果故意要装出独立的姿态，我觉得这还是知识分子自恋的表现。如果我的研究有助于政府决策，对这个国家，对人民有好处，为什么不做？我说过，我的研究碰巧有些影响，但确实很大程度是无心插柳。

我以前跟崔之元开玩笑，我说你老是在寻求怎么能带来最好的结果，我说我就是防止中国出现最坏的情况，93年的税制改革如此，强调地区差距也是如此——我看到大量的国家因为差异过大而导致分裂，导致不稳定。军费问题、预算问题也是一样，包括后来的医疗改革、矿山安全，虽然我研究的对象好像千差万别，但是从逻辑上讲，都是为了防止中国出现最坏的情况。

《南》：我想您跟许多知识分子不太一样，我看过《国家能力报告》那本书，还有您关于文革的研究，医疗体制改革的研究，都有很扎实的调查和数据，来龙去脉很清晰。

王：有些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就是嚷嚷两句，批评两句，但是从来不做任何研究。你用“GOOGLE学术搜索”去查，有些所谓非常“著名”的学者，几乎从来不被学术刊物引用，也没有几篇文章发表到学术刊物上，他们的文章往往只有强词夺理的观点，没有脚踏实地的研究。我现在不愿点名，但是有一批这样的人，只有观点，非常武断，而且往往是错误的，但是不需要论据，不需要论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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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车事件中所谓社会精英阶层和媒体的集体狂欢

2011-08-02T05:35:00Z

不是说要为铁老大叫好，也不是说不能批评；但就社会负面热点的炸锅这帮子家伙一次比一次水准低下，不像真正的问责和反思，反倒像是抓住了狂欢的机会。多的不说了，这篇文章虽然主观倾向明显（我不认为有特别不对的），我个人也没有能力确认他引用的数据的真实性，但是觉得还是有真正的思考：

http://songluzheng.blshe.com/post/7382/703660

http://xiaozu.renren.com/xiaozu/229871/334363178（转载备份）

http://www.cnblogs.com/guaiguai/articles/2125079.html （有意思的评论摘抄）

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id=111291701&boardId=2 (刨除阴谋论部分，有些值得思考的内容)

媒体的良心、精英们的人文关怀：

在温州动车相撞悲剧发生之前一天，还发生了京珠高速客车起火惨剧，41人死亡。而且其恢复交通正常只用了一天三个小时，对残骸的处理手法也与高铁近似。然而，这场死亡更多的悲剧，却没有得到媒体同样的关注。难道高铁死的是活生生的生命，客车就不是吗？媒体是否反思过，何以重此轻彼？难道每一个人的死亡是不平等的吗？这是不是有媒体对新闻性的追逐超过对人性的考量？

快就是没人性？项炜伊的获救恰恰说明了铁道部和救援队之间的工作配合非常到位好吧。

外界指责高铁建设太快，负债过高，这次事故后通车过快，救援结束过早。并以西方为例，如建成后要试验九个月，中国则只试验一个月。也有人引用1998年造成101人死亡的德国高铁惨案做为对照：抢救三天、六天后恢复通车、技术调查和法律审判时间长达五年、赔偿长达十年。

....所以法国第一条高铁从立项到建成用了十二年是正常的法国“节奏”，并不能以此证明法国以人为本----而且法国高铁也发生过三次脱轨事故，只是没有像中国和德国造成多少伤亡罢了。2003年法国遭遇百年一遇酷暑，死亡一万多人，政府的表现也是这种速度。当时的总统希拉克甚至度完假才回到巴黎。可以说西方整体来讲效率远远低于今天的中国。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中国任何方面都比西方快是正常的。温州高铁事故之后，国务院“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调查组组长骆琳承诺调查结果争取于9月中旬向社会公布，赔偿则事故发生后就同步进行。而德国技术调查则用了五年，赔偿更历经10年。请问，假设中国向德国学习，也来个五年、十年时间，请问有谁能够接受？（著名经济学家许小年在微博上表示，7·23事故原因尚未查明，现在提出赔偿方案为时尚早，应该等到事故调查工作结束后，再确定具体赔偿方案。难道要像德国一样让遇难者家属等五年？）。

....事故发生后，外界一直质疑为何不公布名单，但事实却是，尽管高铁事故比挪威恐怖袭击晚一天发生，但公布名单的时间却比挪威政府早一天！（挪威当天仅公布了四人名单）所以，中国事情的快和慢是不宜以西方为标准的。

又见双重标准：

且不说世界各国都发生过惨烈的高铁事故，就是普通火车也同样无法避免。以法国为例，2009年，法国共发生128起火车与汽车相撞事故，造成36人死亡。今年最荒唐的一件事是开往西部雷恩的高铁竟然开到了南方的里昂！

....印度官方的数字是每年平均400起左右！中国建国六十多年全部发生的铁路事故为36起!还不到印度一年的十分之一!究竟哪种制度更有纠错能力?哪种制度更以人命为天? 哪种制度更受监督?

....当然如果有人认为印度根本无法和中国相比（不妨先解释一下，一个几乎和中国同时建国、起点相近、人口规模相近、都是土地大国的印度做为民主国家，何以就沦落到和中国无法相提并论的境地？），哪么我们就和发达国家比一比。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发生火车事故五起，日本五起，英国六起，德国三起。火车尽管在美国客运比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火车基本用来货运。但仅2005年至2008年，就发生各种事故5起。最著名的则是洛杉矶列车相撞事故死亡26人的悲剧。这背后还要提醒一下的是，中国铁路每年运送乘客20多亿人次----要知道德国高铁二十年才运送10亿人次，全国铁路才16亿人次----在这样大规模的运送背景下，发生事故的绝对数基本和发达国家持平，这是什么样的表现？如果按照自由派人士事故和制度挂钩的逻辑，中国的制度比印度好了不知多少倍，而且也不次于西方的制度。我们一年的客运量是德国四十年的客运量,事故并不比德国多,实际上是不是优于他们（德国,英国,美国，日本）？

和日本的对比（东电的设备存在问题欺上瞒下可有若干年历史了）：

....日本在八十年代之前铁路也是国有，后来进行私有化。结果由于市场压力和恶性竞争，各方竞相提速、降低成本（比如取消应该放在大弯角的铁轨中的感应器ATS的设置）而忽视安全，导致了2005年死亡107人火车事故惨剧。

....可以对比一下日本“3.11”大地震后政府的救援效率：地震十多天后仍然灾民受冻挨饿，三个月后在灾区各地的避难所里面仍然还有9万多名灾民暂时栖身；虽然有号称“亚洲装备最精良、素质最好的军队”十万自卫队参与救援，但一周后救援车队才开上该地区为紧急车辆预留的高速车路。颇为令人反讽的是，率先向北部运送物资的竟然是黑社会。东电核事故发生两个月以后，才承认1号机组在地震发生后不久便发生了熔芯事故；三个月后宫城县沿岸灾区的废墟清理作业仅仅完成了15%、救援金的发放工作也仅仅完成了12％、也才通过《重建基本法案》。当然非常奇怪的是，就这种救援水平的日本，还居然对中国的救援说三道四，甚至幸灾乐祸。

和挪威事件的对比：

此次高铁事故恰逢挪威的恐怖袭击，也难得的提供一个参照。当高铁事故发生后，中国的救援官兵迅速赶到。而挪威的特种部队却由于交通工具问题姗姗来迟。事故发生后，上海铁路局局长和书记当即就地免职，上至总理下至部长都沉重道歉（德国高铁事故起初仅仅起诉了几个普通工人，一年之后公司的负责人才免职。但没有一个政府官员受到牵连。看看今天造成严重核事故的日本东电，直到今天可有人为此负责？）。而直到今天，挪威惨剧仍无人道歉，无人负责（中央政府大楼被炸，是否保卫部门应该承担点责任？）。高铁事故发生后，各种批评直指体制。而挪威首相的竟声称是对民主的攻击，是对政府政策的攻击。甚至媒体未等消息确认就先行认定是穆斯林所为！（令他们难堪的是凶手恰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反穆斯林的基督徒）。就是公布受害人名单，晚发生一天的中国也比挪威早一天公布。事故发生后，温家宝总理带病赶赴现场，并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包括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提问都十分的尖锐）。可是类似事故发生后，可有哪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举行这样的记者会？尽管中国的表现远好于挪威，但挪威似乎个个都是顺民，无人抗议，无人批评，无人指责。而中国则是一边倒的谴责之声。

顺便说一句，从个人选择出行工具来讲，这次事故反而说明铁路和和航空相比安全的不得了，这里都是写程序的，自己根据伤亡数据想一想就能明白这一点。

那些唱尿高铁的文章和大型网站说实话也没什么意思，过去在武广线上就是说怎么怎么空车，最终被铁路爱好者打脸（可惜这种小论坛一般人也不上）；舆论造势背后肯定是利益集团，可惜铁道部观念太落后根本不知反击。这些老大们，无论在真心为人民服务、深化改革方面，还是在应对新的社会形势方面，都该变一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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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我觉得是苹果的一个严重坏影响

2011-06-27T09:13:00Z

http://www.cb.com.cn/1634427/20110323/194488.html

如果说，在苹果从台式机向笔记本，再向移动设备进化的过程中，有什么始终如一的特性，那就是它所设计的所有产品都遵循同样的理念。在苹果的所有项目中，设计都是画龙点睛，而非锦上添花之笔。这也是苹果首席设计师乔纳森·艾维(Jonathan Ive)成为仅次于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的苹果第二知名人物的原因。

但是这其中却有一个问题：所有这些受到迪特·拉姆斯(Dieter Rams)启发的、简洁、优雅、圆润的产品却开始对消费电子世界产生了令人窒息的影响。iPod或许是一款革命性的设备，在对“少即是多”的理念进行诠释时，也或许的确是一款大师级的作品，但是别忘了：并非所有东西的外形和功能都需要做得像是只有一个按键的iPod。正如设计师罗伯特·布伦纳 (Robert Brunner)所说：“苹果体系之外的好作品通常都会遭到批评，尤其是当他们希望挑战极限时。这就形成了一种奇怪的保守主义。企业都担心过于离经叛道，以免不被接受甚至被废弃。”而当有人通过iPod的滚轮寻找某项功能却一无所获时，他们会告诉你：有时候，少就是少。

这个说的太对了，其实比如原来Dell、Sony等相当多的厂商都有很多相对于苹果这种“设计”而言、真正的设计，“真正”在这里的意思是：不是因为想不出新东西、或者为了迎合大众和Jobs那种没有审美能力的庸俗品味的设计，而是那种动了脑子的设计。后来苹果越来越火，这些公司也脑残的放弃了那些设计的后续开发，唉。

上面说大众和Jobs没有审美能力的庸俗品味，其实我自己一直就是其中一员。简约化的设计永远不会让咱们（不好意思把大多数人代表一下）这类人觉得刺眼。我并不是说刺眼的设计就是好设计，关键是设计的进步需要尝试的过程，可自从大家都服了苹果的吸金能力，大公司都不愿意试错了；这实质上造成了设计的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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